当代修辞学发展与翻译研究

当代修辞学发展的显著表现之一是，随着20世纪中下叶新修辞学的兴起，修辞意识在人文学科各领域迅速蔓延、渗透和融合，有力促进了各相关学科的发展。语言学、哲学、文化研究、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及文学等各个以“言说构筑”的相关学科，广泛接受了修辞意识、视角和方法。这一结果的产生，如刘亚猛（2008）所言，是“由于修辞传统上以如何在社会互动中说服和影响他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它注定是覆盖了语言、文学、心理、社会等诸多领域的一门综合性艺术”。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经典之作《文学理论入门》（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1996）中指出：“可以说，修辞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学批评形式。从古代社会到18世纪一直都是进行批判性分析、审视人们如何通过建构话语获得某种效果的公认形式”，文学研究应该将“各种话语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这些效果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翻译研究也不例外。翻译和修辞两个学科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内在联系。随着翻译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为标志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该学科兼收并蓄，如今已发展成为方法多元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而深究进去，其对语用、交际目的、译文预期功能、社会意识形态、译者创造性、读者接受、翻译过程参加者等影响因素的关注，无不受到修辞意识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当代修辞理论对“论辩”和“受众”的关注，对丰富翻译研究，更好地服务国家对外话语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论辩理论植根于从古希腊延袭下来的西方修辞传统，经历了从逻辑法（论辩者单方面论证）到辩证法（强调论辩重在双方参与对话，旨在赢得或解决争端），再到如今修辞法（研究各种说服手段，以及与之相关的受众的各种特点，促进受众接受某种宣认）的发展过程。修辞论辩强调“通过说理，诉诸另一方的理性来解决意见分歧，使其确信某个立场具有可接受性”，注重合理性（reasonableness）和努力运用修辞性策略实现有效性（effectiveness）的平衡（van Eemeren，2010）。论辩话语最重要的相关成分是受众。“为了获得受众对某个论点予以认同……论辩应该从受众的信仰体系入手（他们所认同信奉的一切），而后才谈得上能否说服他们，使他们信服，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Tindale，2015）。

当论辩行为在不同语言和文化间发生，便形成了“跨文化论辩”。对此，刘亚猛（1999）在其《以你的道理来论证我的立场——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论辩》一文中进行过专门探讨。他认为，跨文化论辩作为一个特殊的论辩模式，论辩双方虽然缺乏一个实质上的共同基础，但只要双方都在了解对方观点的基础上，涉足对方领地，尽力从对方的道理来论证自己的立场，是能够进行彼此的对话与接触的（Liu，1999）。这一论辩模式为论辩者通过努力，在了解对方观点和话语传统的前提下，与其建立认同，从而促成其对辩论话语的认同，实现论辩目的提供了可能。

如果说跨文化论辩是一种特殊的修辞论辩形式，翻译就是这一特殊论辩形式的典型体现。中西语言不同、文化不同，讲述道理的思维和方式也不相同。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时，关注翻译的修辞特性，并在从事翻译实践时，努力了解和研究受众所处的语言、文化、思维和修辞生态，因应调整，采用能够打动他的道理，以其喜闻乐见的合理性话语，达到译文的有效性，诱导受众接受我们通过翻译希望传达的立场和观点。这一点在重要政治话语的翻译中至关重要，值得引起译者和所有翻译行为参加者的重视。换言之，“以你的道理来论证我的立场”是译者可资借鉴的策略。

当代修辞学发展的显著表现之一是，随着20世纪中下叶新修辞学的兴起，修辞意识在人文学科各领域迅速蔓延、渗透和融合，有力促进了各相关学科的发展。语言学、哲学、文化研究、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及文学等各个以“言说构筑”的相关学科，广泛接受了修辞意识、视角和方法。这一结果的产生，如刘亚猛（2008）所言，是“由于修辞传统上以如何在社会互动中说服和影响他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它注定是覆盖了语言、文学、心理、社会等诸多领域的一门综合性艺术”。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经典之作《文学理论入门》（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1996）中指出：“可以说，修辞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学批评形式。从古代社会到18世纪一直都是进行批判性分析、审视人们如何通过建构话语获得某种效果的公认形式”，文学研究应该将“各种话语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这些效果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翻译研究也不例外。翻译和修辞两个学科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内在联系。随着翻译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为标志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该学科兼收并蓄，如今已发展成为方法多元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而深究进去，其对语用、交际目的、译文预期功能、社会意识形态、译者创造性、读者接受、翻译过程参加者等影响因素的关注，无不受到修辞意识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当代修辞理论对“论辩”和“受众”的关注，对丰富翻译研究，更好地服务国家对外话语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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