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插图设计对现代书籍装帧新启示

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更加紧密，语言与图像的关系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但是，现在很多图书的插图质量却不高。有些插图让人看起来一头雾水，有些插图不是出于欣赏者阅读的需要，而是为图而书，生生弄出一些“插图珍藏本”，把文章插得七零八落，文气全无，读者没有办法通过插图来理解文本，也无法欣赏到插图本身的美感。因此，当代书籍装帧中的插图设计是一个亟待拯救的领域，如若不慎重对待，会影响整个图书的质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春之歌》《红岩》等反映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作品被日后称为“红色经典”，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是这些文学作品最主要的出版机构。贺友直、华君武、丁聪、李少言等美术界大师涉足插画创作，为这些长篇小说做插画，文学作品插图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苦菜花》中就义前大义凌然的星梅、《铁木前传》中端着水碗侧身而坐的小满儿、侯一民版《青春之歌》中各个阶段的林道静，牛文、李焕民等的《红岩》系列版画插图，都成为当代插画领域的经典形象，深深地留在读者的脑海中，让人久久回味。这批插图人物形象的塑造传神准确，艺术手法比较大众化，与小说文本关系紧密，并以其图文共生的艺术魅力为“红色经典”增色不少。笔者认为，作家、编辑、画家的联动，画家对作品的深入了解，出版社对插画创作的深度参与等因素成就了这一批文学作品插图的艺术地位，这正是“红色经典”插图设计对现代书籍装帧的启示所在。

一、作家、编辑、画家的联动

“红色经典”插图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设计风格。在很大程度上，该时期插图是在上级领导高度重视下分工明确、组织得当的集体创作，是作家、编辑、画家通力合作、紧密联系的结果，哪一方单独努力都不会有这样的成功。[1]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文学读物中的插图问题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王朝闻《谈文学书籍的插图》一文，建议文学读物应该改进插图设计。紧接着，书籍插图和封面设计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各大出版社、期刊负责人以及美协的画家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认为应该重视插图艺术，有责任组织专业力量为书籍做插图设计，培训与发掘插图人才。同时，政府文化行政机关应该在这些要素之间起到很好的协调与沟通作用。这为此后出版社、美术家、作家三者的通力合作奠定了很好的社会文化氛围。[2]

小说《红岩》的文本和插图在当时就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作者、出版社、画家之间的紧密合作和密切沟通是其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小说最后的润色、加工是在重庆美协完成的，美协的画家成为《红岩》的第一批读者，红岩版画也得到作家的建议，画家与作家并肩战斗，倾力塑造小说文本与插图。整套插图以黑白色调为基调，取得了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画家们用锋利的刻刀刻画出了站在地牢门口、目光如炬的许云峰，从黑牢中伸出双手、请求指导员给一支枪的龙光华，被鳞次栉比的房屋和秃鹫包裹着的“小萝卜头”……在这里，奉献、牺牲、斗争的精神得到视觉化呈现。今天读当年的信件，发现作者和出版社就插画问题的沟通十分具体，“已经和四川美协做过协商，决定由李焕民、正威、李少言等集体创作插图，形式为黑白木刻”；在另一封给出版社的信件中，作者对四川美协插图充分肯定，并问编辑部的意见，是否可以采用？在《红岩》的校阅版本出来后，作家、出版社、画家之间仍然保持紧密的联系，就插图问题不停交换意见。[3]可以说，插图与小说文本共同造就了《红岩》。

另一“红色经典”巨著《红日》的插图，作者吴强和出版社、画家充分交换了自己的意见。吴强有战斗经历，画家在为这本反映战争的书籍做插画时也充分尊重他的想法，有的画稿甚至经过了多次推敲。吴强希望出版社关于孟良崮战役的插图能够全用，因为本书的重点在这里。最后一幅关于孟良崮山头胜利场景的插图，包括红旗的色彩，作者都给出了具体意见。关于插画家的稿酬，作者恳请出版社从优考虑，可见吴强本人对画家工作的尊敬与认同。[4]正是作家、出版社、画家三者对于小说插图的高度重视与通力合作，才成就了1959年《红日》精装插图本的成功。

政府与出版社的重视、画家的积极创作、作者的深度参与，文学作品的封面和插图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文艺报》在1959年对新中国成立十年来优秀小说最优秀的插图予以展出，这其中有侯一民为《青春之歌》做的水墨插图、孙磁溪为《林海雪原》做的杨子荣智战小炉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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