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时代作家的自我呈现

自我呈现的概念，源自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戈夫曼以舞台表演为隐喻，将面对面人际交往中的互动双方类比为舞台表演中的表演者和观众，认为互动双方具有主动进行自我表露的需求和动机，“表演者想以不同方式给观众造成某种理想化印象”［1］(P29)，借助语言和非语言的信息表征手段，通过正向信息的主动传达和负向信息的有意隐藏的前后台控制，建构符合其理想标准的个人形象。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个体，社交活动是其完成社会化、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而自我呈现行为与之相伴而生，且交往主体间个人信息的主动表露和无意识流露在互动伊始便已存在，个体通过此维系与他人的互动关系，在与接收者的积极互动和获取其正向反馈间获得自尊感、满足感和幸福感等。

由此看来，作家的自我呈现即是“从事文学创作有成就的人”［2］(P602)，在社交活动中应用多种形象建构策略，以塑造符合其认知中理想化角色形象的自主性表征行为，作家就与其个人形象、作品等相关信息予以外在展示，在个人和他者的双主体呈现中建构包括其性格特质、角色地位等在内的形象特征。作家的自我呈现行为是其参与社会交往、建构稳定互动关系的必然，在趋向于其理想化标准的形象建构中，显现自我个性、标注所属群体、界定自我社会角色地位，实现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和群体归属感的追寻。作家形象建构行为中个人和他者的双主体呈现，强调因作家社会角色的独特性而显现的个性特征，即除了作家个人之外，与其社会角色具有密切相关性的他者呈现亦是其形象塑造的重要面向。“在存在主义里，‘他者’ 的概念源于我以及与我的关系。”［3］(P234)作家身份的区隔和凸显，同与其相互关联的编辑、读者、杂志社等具有直接相关性，而作家这一角色只有处于同编辑等他者的关系网络中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他者呈现成为作家形象建构行为中的外在补充和延展。作家形象建构中的他者呈现所指涉的主体是除了作家本人之外与其具有相互关系的机构或个人，前者包括杂志社、出版社、运营商、书店等，后者包括与作家相关的编辑、评论家、读者等。

从本质上说，个体的自我呈现是社交活动中互动双方就其个人形象进行的信息传播行为，传播环境因之与自我呈现行为相互作用。当传播环境因技术的革新发生变化时，个体的自我呈现行为从介质、表征到内容、动机等，俱因传播环境中各要素的变迁而重塑。戈夫曼对个体自我呈现的研究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是对处于以报纸等传统媒介占据主流的时代中面对面互动行为的探究。随着传播技术更新迭代，人类传播进入由新旧媒介相融共生的媒介融合时代，信息传播和接收的渠道、内容形式等随传播技术的革新发生转变。环境的变化作用于行为，个体的自我呈现行为在变动不居的传播环境中亦随之转变。媒介融合时代，作家的自我呈现因传播环境等的变化，显现出迥异于传统媒体时代的形象建构图景，形塑出一个繁复多样的场域。

一、面对面社交时代作家的自我呈现

传统媒体时代，因传播资源匮乏、传播渠道单一、信息表征方式受限等特点，作家的自我呈现主要在“去介质化”的社交场域中进行，即以面对面互动中的形象建构为主，借助言语、动作、表情等语言和非语言的信息表征方式，主动呈现与其个人正面形象相关的信息，包括与作家的品行、特质等相关信息的主动流露，或是与其名望、地位等社会资本关联的诸如作品的质量、个人成就等内容的呈现。比如，作家通过开展新书发布会、举办研讨会、分享会、开展签名售书活动等，在与读者的面对面、近距离交流中对其作品进行正面宣传，增加自身的社会资本。在以他者为主体的呈现中，根据主体性质的不同，既有借助报纸、杂志等媒介渠道进行的传播，又有在面对面交流中的“去介质化”呈现。前者如出版机构或编辑等个体通过报纸、杂志等刊登作家的作品信息、人物介绍等以此呈现作家的形象；后者如与作家关系密切的编辑、读者等在其社交圈中与他人面对面交往时通过语言和非语言方式呈现作家的个人形象、作品等信息。

此外，传统媒体时代，作家自我呈现的内容比重及呈现效果因呈现主体、介质等的不同而有所偏重。就呈现的内容而言，作家形象建构中的个人和他者呈现因主体社会角色的不同而存在差别。在个人呈现中，鉴于面对面社交中有关个人形象信息的强传播性，作家所呈现的更多的是与其个人形象相关的信息，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成为其个人形象的正面补充。比如作家携其新作出席读书分享会，作家个人的形象特征以直观的方式呈现给观众，作品成为作家个人形象的补充，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家们，多会选择携带获奖作品出席读书分享会，畅谈自己的创作感受。而在他者呈现中，鉴于编辑、杂志社等他者的主体特性，多以作家的作品呈现为主，与作家个人形象等相关的信息附着于作品之上，比如编辑等在其社交圈中分享与作家相关的信息，作品信息是呈现的主要方面。甚至有为数不少的编辑，会将自己责编的作品，请作家签名后赠送给朋友，对作家作品进行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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