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人类学视野下的时尚美学访彭静莲教授

一、时尚的两副面孔

向 丽：彭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够借着您来参加“丝路审美文化中外互通问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我们一起到敦煌考察的机会，就您的研究经验和近年关注的时尚问题进行访谈。读过您的一些著述，了解到您长期以来主要从事移民和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您是从什么时候主要因着什么缘故转向了时尚问题研究？

彭静莲：大约从2013年起，我与北京一家企业进行项目合作，当时这个项目主要联合了北京两大高校关于时尚研究的成果和力量，力图在北京打造一个生态时尚城(Eco-fashion City)。虽然这个项目没有最终完成，但让我开始关注中国的时尚问题。

向 丽：时尚是当代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并非琐屑的、表面的或只是装饰性的形式问题，而是与社会的转型、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或者可以说，时尚是社会生活关系的表征和形塑。然而，如果要对时尚的形态进行描述或对这个概念进行界定，似乎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您是如何理解时尚的？

彭静莲：在很多人看来，时尚与漂亮几乎同义，但事实上，时尚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皮肤”(Social Skin)。比如，我目前正在研究的安特卫普六君子(The “Six” of Antwerp)(1)“安特卫普六君子”是指20世纪80年代初在欧洲时尚界崛起的六位比利时设计师的总称，分别是Ann Demeulemeester、Walter van Beirendonck、Dirk van Saene、Dries Van Noten、Dirk Bikkembergs和Marina Yee。，他们所设计的服装更多表达的是一种观念，是在讲关于社会生活的特别的故事。再比如，19世纪由波德莱尔所代表的法国浪漫主义，这个时代的服饰风格以黑色居多，一方面受到宗教的影响，例如，犹太人的黑衣和黑礼帽就是他们信仰的体现，黑色甚至成为犹太时尚的唯一色彩。有人觉得他们的衣服不好看，但这些服装所能引起的“美感”，并不一定是让人在视觉上感觉到是美的，而是能够引起人对于社会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时尚就是一种“我”自己能感受到的，并且能够表达出来的存在。

向 丽：的确，时尚不是形式的问题，它毋宁说首先是一种观念，在与宗教、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微妙而紧密的联系中，经由人的身体和情感而被赋形，并始终处于融合与流动的状态中。正如您刚才谈到的，对于同一对象所蕴藉的“美”或包含的社会性思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那么，在您看来，时尚具有哪些共通的特征，使人们能够将其“识别”为时尚？这虽然不是一个很恰切的问题，但在审美人类学视野中，审美制度的显性与隐性存在正是我们所重点考察的。

彭静莲：我对于时尚的考察主要基于服装设计。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川久保玲和山本耀司设计的衣服也不一定好看，但会引起人的思考，有冲击力。他们甚至主张一种反审美(Anti-aesthetic)和反时尚(Anti-fashion)的观念，用突破传统概念的方式挑战西方传统的时尚规范，对于什么是服装，服装与身体、社会的关系等等具有独到的见解。

向 丽：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反叛性、新奇性是当代时尚形构的一种特殊基质和动力，通过打破人们对于社会固有秩序的常规理解，从而改变人们对于社会生活关系的观照与建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中断”也是一种新的审美经验的开启。比如川久保玲的作品以破碎的、立体化的、隐藏身体式的设计而著称，尤其以黑色意象弥漫的磨损的尾端、皱褶和破洞，以及“碰撞系列”等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美丽与女性概念。这种反叛性以其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中断而建构出关于社会生活的时尚。

彭静莲：这的确是我们理解时尚的重要维度，它们代表了新的社会理念。

向 丽：我同时想到，时尚似乎也有它看似悖论的部分，这也许涉及关于“传统”的多重理解。近些年，艺术乡建成为中国美学界和人类学界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以方李莉研究员为代表的艺术人类学团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持续性的考察，而以王杰教授为代表的审美人类学团队则提出“乡愁乌托邦”作为中国审美理想的某种表征。在我看来，这些田野考察与理论建构实则都聚集到一个共同的议题：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再生。如果将时尚理解为一个建构的过程，我以为，乡民艺术有可能成为当代社会新的品味，而围绕着“乡愁乌托邦”而形构的一系列社会审美文化也就有可能形构新的时尚。恰如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奥尔格·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一旦较早的时尚已从记忆中被抹去了部分内容，那么，为什么不能允许它重新受到人们的喜爱，重新获得构成时尚本质的差异性魅力？”(2)[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 勇等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年，第121页。我想，这对于辨识时尚复杂结构的内核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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