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睡眠死循环：一边不愿睡，一边睡不够

失眠：陪现代人度过漫漫长夜

2001年，国际精神卫生和神经科学基金会主办的全球睡眠和健康计划发起了一项关注人类睡眠的全球性活动，并将每年的3月21日定为“世界睡眠日”。2003年，世界睡眠日正式进入中国。每年的世界睡眠日，人们都会赋予它一个独特的主题。

什么是当下人们睡眠的主题？恐怕是“失去睡眠”。根据2020年喜临门中国睡眠指数，我国国民平均睡眠时长仅为6.92小时，相比2013年减少了1.58小时。人们的入睡时间通常迟至凌晨，同时，拥有深度睡眠的人数比例不到1/3。

我们可能是最不重视睡眠的一代人，“别睡了，起来嗨！”，“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成为一句句流行的调侃，甚至有人会问出“人类为什么需要睡觉”这种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会令你我惊愕，然而它确实是一个科学界难解的真问题。从解开DNA双螺旋之谜的诺贝尔奖得主弗朗西斯·克里克，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如果从常识去理解，在睡觉时人类不创造任何社会生产价值，也无法进行自我提升。同时，睡着的人类还毫无戒备，极易受到各种外部危险的威胁——以至于在政治哲学家霍布斯那里，社会契约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之一，居然是保障每个人都能够在睡觉的时候，能不被人突然陷害。也难怪美国睡眠科学家赫特夏芬会不无嫌弃地说：“如果睡眠没有提供绝对重要的功能，那么它一定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大的罪过”。

有如此多名人大家背书，似乎睡眠的意义是很成问题的。但此时如果我们问一句：你能多久不睡觉？可能以上的各位一时间又都要噤声了。想想我们自己，谁不是一边迟迟不愿入睡，一边在无数个失眠的漫漫长夜想念丢失的睡眠呢？

时至今日，这种对睡眠的“欲拒还迎”是如此的普遍，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现在人们睡眠的另类主题。为什么当代人对睡眠的态度如此暧昧矛盾？睡眠和失眠背后，有着怎样的科学规律和文化观念？

现代社会与被剥夺的睡眠

为了回答睡眠意义的问题，人类曾做出看似不可思议的冒险。位于美国肯塔基州的猛犸洞(Mammoth Cave)是世界上最深的洞穴之一，这里黑到伸手不见五指，爬满了各类大大小小的生物。1938年，两名睡眠研究者纳塞尼尔·克莱德曼(Nathaniel Kleitman)和助理布鲁斯·理查德森(Bruce Richardson)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待了整整32天。他们发现，即使在完全感受不到白天黑夜的洞穴中，人类依然可以依靠身体内部的昼夜节律安排自己的作息，且这个节律的周期比一天要长，而非正好一天。

虽然人可以不仅仅依赖光照来调整作息，但光照依然是我们最经常使用的参照物。在我们大脑的中央，有一处名为“视交叉上核”(suprachiasmatic nucleus)的区域，它位于视神经在大脑交汇处的正上方，通过分析两只眼睛接收到的光信号，来调整大家所熟知的褪黑激素的浓度水平——褪黑激素的浓度上升，就仿佛给了身体一个入夜的信号，它让我们在白天进入清醒的状态，而在夜晚安然睡去。光照条件也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作息规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托马斯·爱迪生为人类驱散了黑暗，也同时把我们抛向了另一片黑暗。白炽灯的发明让城市的大街小巷灯火通明，也让我们的大脑逐渐习惯于把黑夜当成白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马修·沃克指出，电灯对人类24小时内部生物钟的推迟大概是每晚2-3小时。他同时发现，在推迟人们的睡意这方面，更先进的LED灯对褪黑激素的抑制能力是白炽灯泡的两倍以上，让夜晚的我们更加难以入睡。

2014年，LED灯泡的发明者中村修二等人因其“充分地降低了照明的能耗”而获颁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份评价如此应景地说明了人类的睡眠如何被对效率的追求所剥夺。效率是启蒙现代性的核心主题，而启蒙(enlightment)，顾名思义——就是“告别黑夜，让世界亮起来”。如果我们翻开这些奠定了现代性基础的启蒙哲学家们的著述，会发现前面提到的霍布斯对睡眠的态度还真算客气。比如，在提出“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那里，思考是一种必须连续的过程，不能有丝毫的间歇。睡眠对思考的打断，也意味着存在的中断。休谟更是在《人性论》中公然写道：“睡眠，与疯癫、狂热一道，成为人类追求知识的障碍”。而即使到了反启蒙主义的尼采那里，睡眠的地位依然没有明显提高，这位天才哲学家甚至发明了一个为存在主义者们津津乐道的词：“睡眠恐惧”(Hypnophobia)。——不过有些讽刺的一点是，这些哲学家们不断告诫人们不要睡觉，保持思考，可他们写出来的书，却常常成为当代人最好的安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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