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灭虫记

文/程保忠

炎炎夏日，暑热难当，烈日像火球，烤的大地热乎乎，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一天，我从德州乘车回老家，当车驶进王庄地头时，看见路边站着一群人在向天上观望。我赶紧叫停车下来看个究竟。这时，只听一阵阵“嗡嗡”声从空中传来，放眼瞧去，棉田上空一架无人灭虫飞机飞来飞去，农药如毛毛雨般喷施到棉花上。

围观的人们边好奇地观望，边询问灭虫的主人飞机治虫效果。

主人叫王传田，是王庄村人。他指着空中的灭虫飞机，自豪的说：“我去年花了4万多元购买的。这东西可好用啦！又省工，又省力，又均匀，灭虫效果还好。一小时可喷药30亩地。我承包了100多亩棉花，一天的时间就能灭一遍。不但解除了找人灭虫的难处，我还能抽出空来帮助乡亲们灭虫。”。

看着眼前这一片绿油油、长势甚是喜人的棉花，此时此情，不由得勾起了我对以前灭虫的回忆，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场面呈现在眼前。

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棉花有了蚜虫，既没有灭虫药也没有灭虫工具，愁的老百姓没有办法。家家户户只好用灰水来治虫。灰水来自于燃烧过的草木灰，头天晚上把它们集中起来，放在筐子里，蹲在大盆上，把水倒在草木灰上，一点一点往下淋，淋好后再装进玻璃瓶。没有灭虫工具，就找一个长木杆，在木杆头上系紧棉花球。灭虫时，一手提着玻璃瓶，一手拿着长木杆球，边蘸玻璃瓶里的灰水边往棉花叶上抹。我当时还是孩童，好奇地跟在大人后头学着抹。一棵一抹，可慢了。从早忙到晚，一人一天才抹半亩地。干一天下来，累的腰疼腿酸，第二天，说什么我也不愿意去了。

当时，有个顺口溜：“棉花招了蜜（蚜虫），秋后唱大戏！”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到既可笑又可悲，那时老百姓面对虫害实在无能为力，只好编个歌谣自我安慰罢了。

到了60年代后，有了灭虫农药啶虫脒和手压式圆桶喷雾器，灭蚜虫方便了，再也不用人工抹了。但一桶药水只能盛20斤左右，顶多打两耧就得补水，中间还要停下来用手压杆打四五次气，累的大汗淋漓湿透了衣服，效率也不高。

蚜虫还未治绝，到了70年代又有了棉铃虫。棉铃虫抗药性强，三两天必须治一遍。用啶虫脒药效低很难治。虽说有了治棉铃虫的农药九效磷，药效还高，但价格高紧缺难买，群众买不起，还得通过逐级审批，每户限量购买，常常不够用，只好继续喷施啶虫脒。那时，土地都集中到生产队管理，每个生产队都成立10多人的灭虫专业队伍，统一治虫，因喷雾器少，即使“歇人不歇马”，白天黑夜连轴转也治不过来。

到了80年代后，土地实行了家庭承包制，把土地都分散到各家各户管理。这时，很少有人再继续使用手压式喷雾器，每家每户都添置了一至两台电动式喷雾器。一台电动式喷雾器一天能灭棉铃虫五亩多地，既方便，又提高了效率。当时，棉农最忧恐的还是棉铃虫，因它对棉花危害性最大，如防灭不及时，就有绝产的危险。由此，棉农把棉铃虫比喻成蒋介石，人人都恨之入骨。有时药物控制不住，就要人工捕捉。村村发动歼灭棉铃虫的人民战争。每天早晨，天还蒙蒙亮，村里大喇叭就响起来：“乡亲们！赶快到地里捕捉棉铃虫呦！”因早晨是捕捉棉铃虫的最佳时间，棉铃虫都在棉花蕊里。这时，地里到处是捕捉棉铃虫的人群，有大人，有小孩，人人拿着小瓶，逐个从棉花蕊里往外捉拿，最快的有的一天捕捉100多个。每天都要把捕捉的棉铃虫上交村党支部，由村党支部按数量给予奖励，再集合起来交乡政府。乡政府派专人专门递交县防治办公室，集中地点销毁。县政府每天发快报，宣布各乡镇捕捉棉铃虫的数量，排名次。

最让棉农感到头疼的是逮棉蛾。棉蛾是繁殖棉铃虫的罪魁祸首，一只棉蛾能产很多的卵子。要消灭棉铃虫，必须铲除棉蛾。棉蛾有大有小，比较肥大的是雌蛾，瘦小的是公蛾。颜色有灰色的，有白色的，也有黄色的，七色八样。逮棉蛾难度最大，它一会飞到这棵棉花上，一会又飞到那棵棉花上，随时就会飞掉。逮棉蛾时，要瞅准时机，两手合拍，出手时要快、稳、准、狠，“叭”的一声，逮住了！像获得战利品一样，心里十分高兴。一天也捉不住几只，倒拍的两手发疼、发肿。

有一年，我承包的2亩半棉花，由于防灭棉铃虫不及时，棉花绝产了，只收了30斤棉花。那时，人们对棉铃虫谈虫色变，渴望着不再受棉铃虫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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